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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究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意义

来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1期 作者:傅朝鼎 点击数: 时间:2017-05-16
  

【摘要】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是指导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 

【关键词】 毛泽东 对外开放 改革 工业化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提出和力主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急于敞开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毛泽东有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是十分丰富的,只是由于受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以及愿望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也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和深入发掘。本文试图对毛泽东有关“对外开放”方面的丰富思想进行一些发掘、归纳和整理,以期我们能更加明确毛泽东与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内在关系。

    一、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时期。

    早在19367月,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首次阐明了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外资、外贸和外债方面的开放政策。19415月,经他修改和补充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1944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的谈话中说:“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缺乏独立发展经济所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945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1949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

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i4]以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了要和外国人做生意的问题。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1949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坚决主张“内外交流”和“对外开放”的,它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基本确立。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再三强调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1950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到国内有些人对中苏两国合资兴办企业一事不理解的现象时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同年41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在目前我国经济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以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性。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成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在论述我国的对外关系时,他不仅首次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而且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一面。……对外国科学、技术、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

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紧接着,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他再次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脑筋想一下,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符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很显然,从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已经把“向外国学习”、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搞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了。

虽然当时并没明确使用“对外开放”这个词,但“要搞建设,就既要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又要善于吸收和学习一切民族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个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这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趋成熟和完善,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

    综合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各种论述,总体说来,毛泽东形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成熟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不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具体的客观国际环境,来选择最适宜与我们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就说过:“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适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这表明,在当时,毛泽东及党中央对于争取外资合作所进行的选择,不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和客观的国际环境出发的。如果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着眼,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争取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和合作。然而,毛泽东之所以把美国看作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而且“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这除了毛泽东一贯的“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束缚的思想解放以外,当时他还考虑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密切相关的若干因素。毛泽东这种不唯政治制度、不唯意识形态、而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工业化)的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们今

天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大踏步、全方位地走向世界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就尤显出其光辉。

    第二、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是建立在与各国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的对外开放;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实现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毛泽东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制”下,“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因此,中国只有真正赢得了独立,它的经济才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才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使大量的外资、外债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独立自主、平等互利,这是实现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只要是在这个条件下,放手吸引外资、扩大贸易,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毛泽东在考虑对外开放时,从不是就开放而开放。他坚持的是,对外开放必须是有助于中国工业化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是有助于中国广大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是有助于整个国家国力提高和更加独立自主的。他强调的把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对外开放思想,在今天也完全是正确的。

    第三、对外开放必须以对内改革为前提;只有实行了彻底的国内改革,才会有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曾经有过很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新时期我国把改革、开放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一方面对内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而深刻的改革,邓小平甚至把这种改革提到“革命”的高度来看,称其为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开放也从点到线到面最后到全面开放。改革和开放成为了我国新时期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翼”,而它们都是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前提。可以说,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在根本意义上体现了毛泽东前面所讲的这些思想,这也反过来说明了毛泽东关于对内的深刻改革和对外的大规模开放相互关系的思想是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

    二、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外交政策合理而必然的发展结果

    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相关的实践、特别是对外关系的实践,也为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实践基础。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在过去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没有第一代领导人为我国创造的各种国际国内条件,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所开创的“对外开放”的崭新局面。大体上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50年代初的“一边倒”, 50年代末的“两个拳头打人”, 60年代末的“一条线、一大片”和80年代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四个阶段。前三阶段,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新中国解放前夜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由于当时国际上已形成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从当时中国的处境上说,中国只有“一边倒”向苏联,向苏东开放,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才能使新中国免遭孤立。但从毛泽东本意来讲,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关系。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过:“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并且在实践上为此而做过多方面努力。可见,对毛泽东来说,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强调“自力更生”,也不是不要“争取外援”。

50年代末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即“既反帝又反修”,既反美又反苏。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逐步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即用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换取本国的利益,不断干涉兄弟党和国家的内政,用各种手段卡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听它指挥。毛泽东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不怕苏联施压,坚持顶住,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政策。这时的美国也并没有放弃原来“反共反华”的立场,中美两国仍然敌对。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既反美又反苏”。但是,即使是这样,毛泽东也一直坚持与各国发展政治、经贸和外交关系,只是从这时起更加强调必须把与各国发展关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指出:“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既反美又反苏”以及“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国际社会出现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受到了不利影响,但仍然取得了较大成就。

    60年代末开始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从1969年开始,因中苏交恶,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一方面通过“独立自主”,我国的经济建设虽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且国内动乱,但综合国力仍有较大增强。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从战备上呈现出对我国包围的态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据此,毛泽东认为,苏联是当时世界最危险的敌人,需要“联美反苏”。加上这时的美国在封锁、扼杀我国的阴谋破产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也需要打“中国牌”压苏联,以钳制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松动、中日建交,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政策,即侧重反苏。虽然从主观上讲,毛泽东“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是着重从政治和外交上考虑的但客观上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在国际社会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

对立逐渐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所取代,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全国开放”,提供了良好机遇、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恰在这时毛泽东去世,之后经过两年左右的徘徊,“三中全会”以后又经过了约两、三年反复周密思索,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形势,从1981年开始对我国外交政策进行了第四次重大调整。从此,中国逐步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从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化的基本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在前三次外交政策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每次对外政策的调整又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I to]正是有了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才有了今天的“对外开放”。现行的“对外开放”是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总之,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在思想上、实践上以及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为我国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大量积极而可贵的探索和努力,这为我国后来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只是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世时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还远无法与现在相比,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还没能形成。只有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我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的主观条件和外部环境才更趋成熟,使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才有了实质性突破和发展。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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